而且管子还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如果不遵循道，不管是严刑峻法还是纵民宽简，都会引致混乱。

当然，认知神经科学只是用于解释犯罪行为的学问之一。前述非法持有枪支案也是其现实反映。

武建敏：《实践法学的哲学思考》，载《理论现代化》2007年第3期。现实主义法学——法官的预测。规范法律观自负地以为自己什么都说了，完全能满足对表现为纠纷、诉求、违法行为的个案事实的裁判，因而，是法律确定主义，对影响个案事实裁判的种种实存性因素视而不见。生成性思维的特点为重视过程，讲究关系，力图创造，高扬个性、差异，关注具体。[23]这种辩护策略实际上赋予某种文化传统在某个案件中的正当性，而在法律1.0的一般规范中找不到其身影。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特别是在个案中受法律规制的法律义务人，形色各异：壮汉、淑女、商人、学者、儿童……他们的价值观、情感、意志、信念、偏好、生理需要和认知能力均相殊甚大，但客观标准几乎完全遮蔽了这些个人特征。表1何谓法律 其二，基于预设的规范与事实的关系，它是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行为指有主观意图的并导致法律结果的动作，如我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二）面向法律生活世界 在日常生活中揭示社会制度的运行逻辑和再生产的奥秘，是当代诸多以实践为主题的研究的共同兴致。批判法学——意识形态。

要根本解决法律何谓的问题，取决于如何实现正确之法，因为制定法的问题与事实相连，更多的是在适用或实践当中产生的，也就是，不能离开适用或实践去完善，而必须在实践中去续造，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在游泳中学游泳。因此，具体此在的法律包括整体上和个案中的具体此在的法律，最终对行为产生直接约束力的是个案中的具体此在的法律。

对不明确的解决方法是法律解释，法律解释分为字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主观目的解释四种，它们都指向发现立法者的原意，以获得具体规范。于是飞奔到格鲁纳斯家，用手枪连开五枪将格鲁纳斯杀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尤其在处在现代化过程的中国，现代与前现代共居一体，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东中西部差异巨大，这些社会事实使已经具有现代性的、多为移植而来的制定法规范常常感到高处不胜寒，不仅个别条文，实质是整部法律如物权法、劳动合同法，或某一法律制度，如环境评价制度、破产制度，陷入既形式有效又实际无效的悖论式状态。

代表人物是凯尔森与哈特。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27]参见西奥多·夏兹金的中文版序言，载[美]西奥多·夏兹金等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12]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首创社会事实概念，他认为，社会学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因此，实践哲学是一个规范性（评价性）的行为理论，回答人们如何行为的问题。

而人本身是一个非规定性动物，因其社会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相对的普遍性是指，同一事实情况表现出类似性。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14]详见朱庆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的综合评价》，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121-124页。代表人物是后期拉德布鲁赫与霍姆斯，前者钟情于超制定法的自然法，后者持现实主义法律观，彻底把实在法律规范搁置而诉诸法官的心理与情感。绝对的特殊性是指，同一事实情况的细节不尽相同，有差异。因为实践不可能出真知，真知总是人的判断。[3]参见[德]乌尔里希·森德勒主编：《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邓敏、李现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当然，反思也需有原则或观念作指导，但坚守它们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无论何种情景地固守任何一种立场，而是结合个别事实在反思中持有某一立场或理论，在价值上保持开放。其主要分支有如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

而要确定什么是法律的客观目的，只有在社会变迁的动态中去考察，途径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确立司法所处的社会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然而，法典只给法院提供了判决一方对另一方的家务劳动进行补偿的一般依据，补偿的具体数额要由法院结合个案事实权衡多种要素后得出，这再次说明，预设的规范只是一个判决指南，真正对当事人产生最终约束力的是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但他们二者亦存在差别，前者是从法律渊源即整体上来回答什么是法律，而后者则倾向于在个案中。

不同于其他的实践，本文所讨论的是法律事务中的实践或曰法律实践，它关注的是事实与预设规范的不对称性这一核心问题，因此，法律实践，是一种在适用法律1.0中同时续造出法律2.0的行为。参见[美]保罗·罗宾逊、[美]迈克·卡希尔：《失义的刑法》，谢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41页。虽然他以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实践理性为理论工具，但这仍不过是一种更加真实的事实研究，回答不了历史的实践是否是正当，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历史法学——民族精神等。

实践法哲学尽管是以实践哲学为思想渊源，但是，如同否认像使用处方一样去应用规范一样，它也不是对实践哲学的还原，而是反思性地理解实践哲学的结果。[16] 造成个案中这种不对称的原因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的非人格化与有人格的法律义务人的差异。

对一般法律的理解便生成出适用于个案的具体的法律。（二）整体的法律续造的方法 解决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实际上是整体的法律续造。

（二）个案中的法律续造的方法 事情的展开和高潮总是发生在有故事的个案中，人们适用法律时刻面临着事实与规范关系上述的四种不对称情形。个案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详见下文二、三），解决了它们之间的不对称性就获得了具体此在的法律。

二是问题意识的实践论，它主张法律理论要面向司法执法实践，研究法律实务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重视判断者的反思和自我调整能力，个人的经验，而非完全从预设的法律的规定性出发。本文基于笔者2018年6月21日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理论坛第107次讲座上的演讲。（六）法律2.0是一种意见 上述五个特征普适于两类法律续造，而在此论述的这个特征仅适合个案中形成的法律2.0。

[14]如此高的社会变化率带来了社会的振荡、人心的焦虑等诸多问题。[19]例如古纳加斯杀人案，古纳加斯被同事格鲁纳斯鸡奸，后者还到处宣扬，因此他遭到人们嘲笑和羞辱，患上严重的头痛。

它不去预设前提，不去探究抽象的、普遍的行为准则，而去在日常生活中揭示社会制度再生产的奥秘。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马克斯·韦伯区分意义—意向性行动与反应性、因果性行为。

这些理论产出了不同的法律：自然法学——自然法。社会事实在此指现存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12]它们本身不仅存在着多样性，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与相对静态的基于过去的预设的规范时常不能共鸣和同步，要么规范远超事实，要么事实把规范甩在身后。